1894年那场恩科，他41岁了。
沿着长安街前行，春雨将袍角浸湿，已然过去二十六年，自年方十六岁考取秀才直至如今，他好似一只持续扑火的飞蛾。
那日，他于日记之中写道，“栖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。”，听闻起来颇显矫情，然而那却是真切的疲惫。
没人想到他会这样。
翁同龢将卷子径直递到其手上，“字亦雅，非常手也”，此状元差不多是老师强行塞予他的。
只可惜甲午的炮声一旦响起，瞅见慈禧冒雨返宫，百官皆跪在泥水中，他陡然间感觉这般官当得没了趣味——“这样的官，难道是有志向有骨气的人所应当去做的吗？”。
他其实很会写文章
早年之时，于吴长庆所设幕府当中，有《壬午事略》《善后六策》这般的政论，潘祖荫见之，不禁拍案，李鸿章、张之洞皆心生想法，欲将其挖至自己身边。
他那时候才三十出头，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，笔下有锋芒。
但他说"南不拜张北不投李"，回乡读书去了 。
这脾气，拧巴。
后来他师事翁同龢，却又跟张之洞走得近。
翁同龢与李鸿章于朝堂之上激烈争吵致使脸红脖子粗，翁同龢又同张之洞在南京商议开办工厂。
在京城，老师们展开斗法，而他呢，于南通思索着怎样凭借官机入股，又怎样躲开官股所带来的坑。
他不是墙头草，他只是觉得，救国这件事，比站队重要。
那年在南京
张之洞请他代拟《条陈立国自强疏》 。
他撰写了八千多字，内容里的“广开学堂”“速讲商务”“讲求工政”这几条，之后差不多成了他后半生的命。
他写下，“中国上下之势太隔” ，士大夫对商务一窍不通，只会施行抽税之举，却不晓得给予保护。
写"西洋入华之货"，机器做的，比原料贵三四倍。
他那时候就想明白了：光在朝堂上吵没用，得做事。
翁同龢着急了，于是写信去劝他回来，说道：“经商办厂在西洋是行得通的，在大清却是行不通的！” 然而，他并没有回复。
他哥哥也劝，亲戚也劝，都说他昏了头。
状元去办厂，那不成市侩了吗？
他说："捐弃所恃，舍身喂虎。"
他跟康有为不对付
不是私人恩怨。
1898年回京销假，康梁正红得发紫。
他在京听说他们要"全变"，跑去劝，别太急，别太猛。
康有为不听 。
后来，他跟别人讲，自己声称“与康、梁是群非党”，还表示他们的那些举动，跟他“无一毫相干者”。
其实他是怕，怕那种激进的变法把一切都搞砸了。
他见过太多热血上头然后掉脑袋的事了。
翁同龢讲康有为是“野狐”，他并非那般尖酸刻薄，然而他心里明白，治理国家可不是创作诗歌。
他替张之洞写的那些东西
1901年《变法平议》，还是在六部框架里做文章。
有人觉得他保守，可他想的不是怎么推翻，是怎么让它转起来。
说要在各省设商务局，"专取便商利民之举" 。
说设议院可以，但别"复蹈操切之辙" 。
这些话，后来都进了"江楚会奏三折"，成了清末新政的底子 。
他没署名，但那些字，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。
其实他最想的
还是那个"村落主义"。
在南通办纱厂、办师范、办博物苑、办盲哑学校 。
胡适讲，他历经三十年充当那引领前行道路的先锋，最终成为了那种有着极其宏大的规模却遭遇失意的被视作英雄之人。
他听了大概会笑。
1922年大生陷入困境，他已经七十岁了。
还在登报卖字，对联、条幅、扇面，明码标价 。
存在人向他询问为何要这样做，他讲道：“人仅仅只是寻觅钱财并聚集财富不能算得上是有本领，必须要懂得如何去使用钱财并将其散开。”。
那天在汉口江边
1911年10月10日晚上，他的船刚离开武昌。
回头看见城里火光冲天，"横亘数十丈不已" 。
他站在船头，看着那火，什么也没说。
他知道，他小心经营的那条路，可能走不通了。
革命来了，比他的"平议"快得多。
可他还是没停下。
回南通，继续办他的厂，办他的学校。
一直到死。
张謇此人，一生之中，从未于恰当之时行恰当之事哎——于担任幕僚之际，众人皆赏识他，然而他却并未前往；在中得状元理应为官之时，他却跑去兴办工厂；当众人纷纷投身革命之际，他仍旧在谈论立宪之事呐。
他好像永远慢半拍，又好像永远在赶自己的节奏。
翁同龢对他并不理解，康有为对他颇为轻视，革命党认为他性情软弱，守旧派觉得他过于新潮。
可他就在南通那块地上，一锹一锹地挖，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盖。
有人问他图什么。
他讲，“那些没有饭吃的人，要让其有饭可吃。处于生活困苦状况的，使其能够逐步得以提高。” 这番话语太平常了，平常到不像是状元所讲的。
但这就是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