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，有一本刊物在长沙创刊，这本刊物名为《湘江评论》，刊物的主笔是一位年轻人，这位年轻人名叫毛泽东。
远在北京的胡适，读到了其中一篇名为《民众的大联合》的文章，他毫不吝啬地写下了赞赏的话语，说道：“眼光是很远大的，议论也是很痛快的”，甚至还称这篇文章为“现今一篇重要的文字”。
在那时，他发出感慨，说道：“武人统治着天下，竟然能够产生像我们这样的好兄弟，这实在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欢喜。”彼时的胡适，所注重的是文章是否具备分量，能否将民众运动以及社会矛盾清晰且有力地表述出来。
在他眼中，这位写评论颇有才气的青年，是值得肯定的同道。
时间来到1941年。
此时的胡适已出任驻美大使，身份和心境都大不相同。
在他阅读毛泽东所创作的旧体诗词之际，最后给出的评价仅仅是三个字，即：“还可看。”这并不是在进行贬低，而实实在在是一种基本的肯定，也就是，格律方面、意境方面以及结构方面都已经跨过了“能看”的那个门槛。
却说胡适，紧接着，抛出了一个疑问，新文化运动，提倡白话文，提倡自由诗，然而新式知识分子，最好用新体来表达。但却主动去写旧体诗，如此这般，多少有点“倒回去”的那种味道了。
若是从他的观点出发，由于是“新人物”，那么书写旧体时就更应当具备全新的神韵，不然的话，极容易被他裁判为“没有达到及格水平”。
这一次，胡适在诗词方面给予了及格的分数，然而，却又针对“革命者创作旧体诗是否合适”这个问题，划出了一个存疑的符号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胡适对毛泽东诗词的态度出现了最尖锐的反转。
1959年，他在阅读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之际，竟然给出了“没有一句是通的”这般的总体评价。
他，特意点出这首，被“全国文人”大力追捧的词作，语气里夹杂着“肉麻”“捧场”等词语，明显已然并非平静的诗学讨论了。
这么看来，鉴于大陆方面都在对这首词予以称赞，那么针对此就需要从最为基础的格律之处着手去做。
胡适特意邀请语言学家赵元任来协助查看押韵方面的问题，从中找出了“有、舞、虎、雨”这几个字韵脚存在不严谨的地方。
技术细节被放大成了整体否定，背后是他与整个舆论场的较劲。
挨至1960年，胡适于他人跟前再度谈及毛泽东的文学之际，好像察觉到自身在诗词评价方面难以做到自圆其说。
当被问到毛词的时候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有些语句，还够不上称作薛蟠体呢。”然而有趣的是，胡适在评价齐白石时讲过齐的诗“妙就妙在薛蟠体”——其意思是质朴自然、不刻意修饰反倒有韵味。
默默思索了一会儿之后，胡适最终讲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得予以承认，毛乃是一位具备强大力量的散文创作者。”。
在1919年时被称作“好兄弟”，到了1960年成为“有力的散文作家”，期间四十多年里，胡适四次谈及毛泽东的文章以及诗词。
这条评价的轨迹，不是那种单纯只是存在“喜欢”跟“不喜欢”之间进行来回摆动的情况，而是会因为文体不一样，时代的环境出现了变化，就连评价的标准自身也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。
他对评论文章极为高度地赞赏，认可散文有着力量，给出旧体诗‘还能够看’这样的评价，只是就在词作的细节方面，由于格律的问题，进而放大为是整体的否定。
当胡适不由发出“新人物偏要做旧诗”这般感叹之际，实际上也是在表露自身的某种不适，这类革命者，在他内心当中本应该是代表着一种新语言、新表达的。
那些能够被胡适顺利理解，且能顺利给予肯定的文类，主要是集中于散文这一方面，还有评论这一领域。
1919年的“好兄弟”，更多是对“写文章有劲”的赞赏。
一旦文体转变成为旧体诗词，特别是词作这种对传统功底有着更高要求的形式，他所秉持的标准便会向着格外苛刻的方向转变。
朝着这条轨迹向后看，能瞧见不同时日的知识分子于文体、立场以及情绪之间怎样去抉择，还能看到同一作者在各异文类里展现出的多面性，此情形比单纯的一句“赞”或者一句“贬”，要繁杂许多。
